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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大量街邊店相繼消失：上海變得越來越無聊（北京也一樣！）
本文轉載自公號：好奇心日報
上海正在變得面目模糊。在過去的一年裡，隨著新一輪上海城市改造的啟動，越來越多的人在這座城市之中賴以生存的空間遭到瞭毀滅性的打擊。有的會試圖在這座城市中尋找新的容身之處，而剩下的人則可能會離開。
上海正在變得面目模糊。
關於這座城市的氣質，有無數的文字和影像曾經做過描述和概括。它最迷人的時期大約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當時的上海匯聚瞭來自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這些人聚在黃浦江畔，把上海變成瞭人們口中的“十裡洋場”和“冒險傢的樂園”。
但是，在過去的一年裡，隨著新一輪上海城市改造的啟動，越來越多的人在這座城市之中賴以生存的空間遭到瞭毀滅性的打擊。有的會試圖在這座城市中尋找新的容身之處，而剩下的人則可能會離開。
他們被打擊的原因多種多樣——或是政府加強對於餐飲的監管，或是承租的物業用途變更，或是政府力圖恢復區域內的建築風貌——總之每個似乎都有根有據。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這個曾經以海納百川為主旨的國際化城市，開始變得小氣。
在街市靈活程度這一點上，上海素來是勝過北京的。以往在說到這兩個超級都市的區別時，做生意的人經常會提到北京那“兩個半”的生意：“半天”，“半條街”。
生意在北京隻能做半天，是因為在北京居住區和工作區有非常明顯的分割。白天人們湧入市中心的各大商業區，晚上則回到天通苑、回龍觀、甚至是通州、燕郊的傢中。這種地理上的分層，讓每一個區域的店傢都隻能擁有半天時間的客流。
但在上海，居住區與工作區是混合在一起的，其中尤以浦西最為典型。淮海路沿線一路排開愛美高大廈這樣的辦公樓，以及環貿廣場、百盛、K11這樣的商業區。從環海路出發，無論是往南還是往北，都能很快進入居民區。因此淮海路上的店傢，白天做的是白領們的生意，晚上接待的就是當地的居民。
北京也隻能做半條街的生意。寬闊的馬路、林立的立交橋形成瞭一道道天然屏障，過馬路往往會耗費相當長的時間，人們不願意來回穿梭閑逛，所以路邊的店傢隻能做街的半邊生意。相比之下，上海的路網則以窄路、高密度為主。核心區域單向車道、雙向二車道交織，人們能夠輕松在馬路周邊徘徊，也讓“逛街”成為一種愉快的體驗。
中國用二三十年的時間奠定瞭以北京為模版的“大都市”范式，而北京的這種居住區與生活區的分離，以及大馬路、寬馬路的擴建，正是以標準的美國郊區式城市為樣板改建而成的。這種模式在上海亦不能免俗。浦東從零開始建設，參照的同樣是這種以“車道為核心”的規劃方式。車輛代替人的腳步成為丈量城市的尺度，生活方式也因此與這個城市的另一半截然不同。
在浦西，從殖民時代就遺留下來的各類道路管網和城市歷史建築存在已久，改造難度巨大，因此除瞭部分主幹道被拓寬以外，這種被稱為城市毛細血管的窄馬路系統被最大限度的保留瞭下來。
隨著上海在二十世紀末進一步改革開放，這樣的城市結構為形形色色的人提供瞭大量容身之處。許多街邊小店應運而生，新舊建築夾雜，業態層出不窮，浦西因此具備瞭多元化的區域特點和相當靈活的生活方式。
然而，這一年，我們看到的是上海的這一面正在漸漸衰落。
我們曾經在過往的文章裡寫過，原本上海的永康路匯聚起大量酒吧，永福路是知名的夜場街，復興路上因為有棉花俱樂部、JZ Club這樣的爵士音樂酒吧而成為瞭人們口中的城市音樂風景線，而古羊路是上海最早的日韓餐飲聚集地。
“愚園路、復興路、永康路、大沽路、古羊路、紅坊，之後可能還有嵩山路。”錢進列舉著她所知道的近年來上海街道整體搬遷的案例。她所供職的英文媒體 Smart Shanghai以上海的生活方式和城市變化為主要的報道對象。對於上海正在經歷的變化，她再清楚不過。
愚園路屬於長寧區的街區風貌提升工程，一期工程在2016年4月完工，此後的二期和三期由於要對愚園路現有商業形態進行調整升級。在升級為創意園區的過程中，一些原有的餐飲、藥房、五金店等都關門大吉。
如果說愚園路上的這些店傢還是以滿足社區居民生活為主，因此還隻是在小范圍內有一定影響力的話，那麼徐匯區政府發起的衡復風貌保護區的整治計劃，在納入瞭永康路這條被很多人看作是上海地標的酒吧街之後，引起瞭更多人的關註。
比利時人 Thomas在提到永康路時會說：“他們殺死瞭這條路。”
Thomas是在2011年的時候來到上海的。當時，他正在瑞士的一所學校學習酒店管理。為瞭滿足課程中實習項目的要求，他跟著法國導師來到瞭上海，並且在永康路上開出瞭他們的第一傢酒吧，酒吧的名字就叫做實習生。
實習生酒吧的成功也讓 Thomas迅速在上海這座城市站穩瞭腳跟。2012年畢業以後，Thomas回到上海，分別在武定路、大沽路、泰安路等地陸續開出瞭好幾傢酒吧和餐館，並以上海為基地，發展到瞭泰國和法國，儼然有瞭一種飛速擴張的態勢。
然而，隨著2016年8月永康路整體整治的推進，實習生酒吧最終還是沒能在永康路留下來。與實習生酒吧一同關閉的，還有這條街上大量其他的餐飲店和酒吧。曾經永康路是一個聚集著許多外國人的夜間狂歡之所，但現在隻有零零星星的人會在夜晚出沒。
古羊路是上海出名的日本料理街，阿華曾經工作過的大和屋就位於這裡。大和屋最早的名字叫做喜都乃，2005年8月21日開業的時候，它是這裡的第一傢日本料理餐館。今年3月3日，當政府的拆遷通知送汽車6聲道擴大機到大和屋的時候，阿華感覺有點懵。在那之前，整個大和屋的團隊已經再三和房東確認，並得到瞭房東的保證，古羊路不會拆。
房東的保證沒有阻止政府拆遷的步伐。規劃中的上海地鐵15號線在一次公示後調整走向，正好落在瞭古羊路上。出於施工方面的考量，古羊路被整體搬遷。3月25日將是古羊路上的這些餐館最後一天營業。
一種困惑的情緒在這些沿街開店的店主中彌漫開瞭。在永康路上，Thomas繼實習生酒吧之後又開出瞭一傢面包店。然而，讓 Thomas感到奇怪的是，面包店被勒令關門，但卻被允許在隔壁的鋪位上重新開店。原因，Thomas說他並不清楚。
一年前，在復興中路上經營音樂書籍的元龍書店也被勒令停業瞭。當公安、城管制服的和一些手拿錘頭、鉆頭的泥瓦匠一起把元龍書店的店面用磚墻封起來的時候。經營書店的老板湯元龍和王務荊還在困惑：“我想我們的手續是全的，開瞭24年的書店，能汽車擴大機品牌有什麼問題？”
還有像是爵士音樂酒吧 JZ Club和電子音樂酒吧 Shelters遭遇的情況。他們分別在2016年4月和12月停業，理由都是他們所承租的物業屬於政府，而在合同到期之後，政府因為這處物業的用途變更而決定不再與兩傢夜場的經營方續約。
正如先前提到的那樣，拆遷的理由多種多樣。古羊路的拆遷是出於市政交通建設的考量，復興路與永康路的改造是被徐匯區政府納入瞭徐匯衡復風貌保護區的整治計劃，愚園路屬於長寧區的街區風貌提升工程，紅坊的搬遷則是因為新接盤這個地塊的福建融僑集團計劃調整瞭紅坊的開發計劃，並打算建設成以文化為主題的商業辦公綜合社區。
最終，這些大規模的改造都可能被納入一個簡稱為《上海2040》的規劃當中。這是上海市政府在2016年中出臺的一份延續到2040年的上海城市規劃方案，並已經報請國務院批準。這份規劃提出瞭上海要成為卓越的全球城市這一目標。
“我們希望，未來的上海，建築是可以閱讀的，街道是可以漫步的，公園是可以品味的，天際是可以眺望的。上海的城市表情是大氣而謙和，優雅而溫馨，令人愉悅的。”《上海2040》的公眾讀本中這樣寫道。
但這個宏大規劃之下，實習生酒吧、大和屋、Shelters……這一長串的名字，都在所謂的“城市表情”形成之前消失瞭。
上海市政府顯然對於《上海2040》充滿瞭期望。為瞭這份方案，上海市政府邀請瞭40個研究團隊，聯合市政府22個政府部門、以及16個區人民政府。在草案的發佈會上，承接草案編制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編制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市規劃國土資源局局長莊少勤不無自豪地稱它為“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召開後第一個展望至2040年並向國務院報批的超大城市總體規劃”。
目前公示的《上海2040》規劃方案僅提出瞭一個綱要和一些大而化之的目標，具體的分區規劃並沒有進行公示。與以往上海的城市規劃方案相比，《上海2040》中有兩個新鮮的提法。一是要“營造宜居、宜業、宜遊、宜學的15分鐘社區生活圈”；二是“在此前的建設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等四個中心的基礎上，增加瞭上海要成為文化大都市的目標”。
15分鐘社區生活圈，以及文化大都市這兩個目標的提出，可能說明上海政府並非是希望所有的沿街小店都從這座城市中消失。但是有跡象表明，在上海市政府的整體思路當中，他們可能將進一步加強對這些店的管理，並以它們希望的地點重新存在。
阿華猜測，未來對於像是實習生酒吧以及大和屋這樣的沿街餐飲業態，未來政府的管控可能會越來越嚴格。“接下來越來越多餐飲會開進購物中心。這對於政府的管理是比較便利的，責任隻要放到大的物業公司就好瞭。”
在被問到為什麼會這樣猜測的時候，阿華這樣說：“它的種種行為表明瞭這種跡象，擾民的店不是都已經關瞭嘛，政府對無證的東西都會下手的。”
Thomas的經歷似乎能夠印證阿華的猜測。在他看來，政府似乎有意收緊對於街邊小店經營所需的相關執照的審批。“以前我們找政府去續各種執照，政府總是說好的。”但是到瞭後來他再去和政府續執照的時候，他會被告知“需要等一等”。直到最後，得到瞭一個“不行”的回復。
“政府對於規則的執行正在變得越來越嚴格。” Thomas說，“以前可能執行的程度是40%，但現在可能就變成瞭80%。”
與此同時，上海的商業地產項目數量確實也在不斷增加。據統計，2016年上海新開業的大中型商業地產項目，包括購物中心等業態的數量為45個，不僅是全國最多的，而且是排在第二位的重慶新開業大中型商業地產項目數量的接近3倍。據預測，2017年上海還將新開業大中型購物中心40到50傢。
Thomas最終還是將實習生酒吧搬到瞭商業地產項目當中。位於巨鹿路的158坊由上海大同延綠置業有限公司開發。在上海延安路高架旁的一片綠地中，他們挖出瞭一個下沉式的廣場，裡面匯集瞭許多餐廳和酒吧，以及同樣剛剛經歷過搬遷的 JZ Club。
這座城市確實有著大型商業地產項目越來越蓬勃、而傳統社區則正在萎縮的趨勢。自然生長出來的那些小店，讓街區靈動起來的店，進入到一個統一規劃好的地方，盡管看上去隻是換瞭一個地段，但對於店主來說，則是另外一種生意。
從去年8月和158坊簽訂合約開始算起，實習生酒吧在巨鹿路重開花瞭8個月的時間，而在永康路他們開一傢店隻需要2個月。這被 Thomas看作是在上海做生意越來越困難的一個方面。
經營成本的開支也會有明顯的增加。Arkham也即將搬到158坊當中，而按照我們采訪的另一位經營者的說法，新店房租上漲瞭50%以上，新的裝修、人員提升以及酒水等漲價，最終都不得不轉嫁到客人身上：“以前花1塊做的事，現在要花5到10塊。”因為怕新開業的生意招致“不順利”的狀況，他要求匿名。
這就是巨鹿路和永康路的差別，或者說是沿街而生、自發生長的小店和位於商業地產項目中被嚴格管理起來的店傢的差別。
我們記錄的或者是能引起註意的，通常是那些與一些人成長記憶相關的店，更多的普通小店，可能無聲無息就離開瞭。
這些沒有什麼關註度，可能給人以“臟亂”感覺的小店，直到有一天你發現不那麼方便地找到一個滿足生活的小事時，才會被發現。
這些都與《上海2040》那個龐大的計劃有關。在《上海2040》規劃中，上海的遠期人口控制目標設定為2500萬。2020年是這個數字，2040年也是這個數字。如此嚴格的人口控制目標可能意味著上海這座城市不再歡迎外來的人瞭。
但這是一個危險的策略。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的特聘教授陸銘有一本書名為《大國大城》，其中的核心論點就是中國要繼續維持高速發展就應該繼續擴大城市的規模，而其中可能會產生的城市病問題，則應該用更高效的社會管理手段來解決。反之，如果實施人口控制政策，那麼整個城市甚至是國傢都可能陷入萎縮。
在陸銘看來，控制人口就是一個極其短視的政策：“往往我們看些局部、短期的東西，其實我們損失瞭全局的長期的利益。就像我在書裡面一直強調，我們要追求公共利益和長遠利益。如果公共利益和長遠利益被忽略的話，整個社會的蛋糕是被做小的，那實際上對國傢發展和個人發展都不利。”
然而現實是，什麼是公共利益，什麼又是局部、短期的東西，其實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界定，也沒有大范圍的公共討論來厘清這些概念。很多時候，中國社會的運作幾乎完全依賴於在政府的整體規劃和強力執行，而在沒有充分討論的情況下，個體與社區通常都是被犧牲掉的那個。
這正是發生在古羊路身上的事情。4月14日晚上，當我們來到古羊路的時候，這裡正在進行最後的清拆工作。
東段，一臺挖掘機在工地大燈的掩護下清理著廢墟，不時油煙處理有卡車載著滿車的建築垃圾駛離，重型機械的轟鳴聲回蕩開來。一傢名為まるみち的日本燒肉店門口圍攏著一群搬傢工人，龐大的廚房設備正被一件一件搬運到停在店外的卡車上。而不遠處，停著一輛寫著“治安”兩字、打著警燈的車，坐著車內的人看上去有些百無聊賴。
古羊路曾經以匯集瞭上海最好的日本料理餐館而聞名，現在卻已經變成瞭一CROSSFIRE擴大機片殘垣斷壁。所有的店面都門戶大開，除瞭建築物原本的結構以外，什麼都沒有剩下。
按照上海市政府的規劃，這裡即將建設一條地鐵15號線。對於上海這座擁有全球最多通車裡程的地鐵系統的城市來說，上海市政府寄希望於15號線汽車重低音擴大機能夠解決上海西部地區南北交通不便的問題。但對於古羊路上的這些餐館，用阿華的話來說，就是“毀滅性的打擊”。
“已經經營十幾年瞭，大傢也都覺得情理上說不通。”阿華說，“畢竟是一個店，所有的程序都要重新來。而且這麼多員工，還要找店面，搬個傢的話也需要一點時間。”
在他看來，日本的做法會更人性化一些：“（在日本做餐飲）到相關工商部門備個案，哪怕是自己傢裡都可以，負責好你的餐廳經營，定期做一些衛生。”阿華說，“日本每一個社區都有小店，很溫馨的這種……我們的社區會越來越單調，咖啡店輕餐飲也不能做。喝個咖啡，還要走到很遠的地方去。”
“（上海以後）就會像浦東一樣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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